引 言
有人說過，翻譯（包括筆譯和口譯）是最古老的行業之壹。這壹點兒也不過分。人類是合群的動物。要合群，就必須溝通交流。只有這樣，群體活動才得以進行。從遠古的部落時代開始，每個部落都有其活動地盤，也都有各自的溝通語言。這種語言就是部落成員的共同語言。
每種語言都有其地域性與特征。就以中國來說，全中國可分爲七大方言區：北方方言（官話方言）、吳方言、湘方言、贛方言、閩方言、粵方言和客家方言1。每個區裏，又有許多不同的次方言。這些方言區的不同方言，都不能互相溝通。甚至在同個區裏的不同方言，也不能互相溝通。比如說，單在福建省的閩語中，就有閩南語和閩北語。講標准廈門話的福建人，聽不懂福州話或興化話。反之也是如此。我本身是福建同安人，可是，當我幾年前到福建省去旅遊，途經南平到武夷山觀光時，就聽不懂當地人講的方言。這是因爲我講的是閩南話，他們講的是閩北話。同是福建人，壹南壹北，方言卻相差很大。地區之間由于所用語言不同，無法用語言溝通，在這種情況底下，翻譯的需要就應運而生了。
(壹) 翻譯的國內外需求
翻譯的目的是什麽？它的標准又是什麽？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在北京出版的《英譯中漫談》壹書的作者易江說：“翻譯是爲了從語義到文體在譯文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對等語再現原語的信息。作爲翻譯的標准應該是：盡可能使譯文的讀者在閱讀之後所獲得的概念或感受能與原文讀者所獲得的大致相同。”
根據最具權威的語言數據庫Ethnologue (民族語言)的資料，目前世界共有6809個語種，其中講357種語言的人數，每種不超過50人。由于世界上語種繁多，促成多種語言國家和區域的互譯制度的建立，使講不同語言的人能聚集壹堂，通過傳譯人員進行跨語言障礙的溝通和交流。比如在瑞士、加拿大、新加坡等國的國會裏，都設有多語翻譯服務。聯合國現有6種官方工作語言，從1950、60年代的5種，70年代期間加上阿拉伯語，成爲6種。聯合國的多語同步傳譯系統，自1945年以來，應用已將近60年。在歐盟，多語翻譯制度更加龐大和複雜，因爲它所用的官方語言，包括東歐和中歐語言在內，總共有22種。
國際會議傳譯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ference Interpreters簡稱AIIC)，是世界最大的同步傳譯組織,也是同步傳譯的國際專業團體，其總部設在日內瓦。它在每年出版的指南中說：該會在85個國家裏，共有2600個會員，他們所用的各國主要語言，將近50種，包括英語、法語和其他歐洲語言，也包括亞洲語言如華語(普通話)、日語和韓語。在這個國際協會裏的會員當中，只有兩個是新加坡人�� 筆者和我的多年同行老友��國會同步傳譯李慧垣。世界上最多人講的語言是華語和英語。這兩種語言，都是聯合國的官方語言。新加坡的4種官方語言，也包括這兩種語言在內。其他兩種官方語言是馬來語和淡米爾語。
講華語的人數，占世界人口五分之壹，遍布全中國以及有華人定居的世界各國和地區。講英語的人數在英國、愛爾蘭、美國、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共有4億人。英語在非洲和東南亞（前英國殖民地）的50多個國家裏，至今還是官方語言。英語是世界上使用最廣泛的語文，覆蓋世界各大洲：北美洲、歐洲、非洲、亞洲和大洋洲。懂得華英雙語的人，可以走遍至少半個世界，在語言上大體上通行無阻。
華英這兩種語言之所以成爲新加坡的官方語言，同過去的英國殖民地統治和新加坡的多元種族社會有密切關系。新加坡的翻譯行業也因此應運而生。
新加坡的翻譯市場
新加坡《炎黃文化半年刊》創刊號所載的文章《十五世紀以後的新加坡》作者鄭文輝先生說，鄭和下西洋時，曾有通譯陪同。根據傳說，早期由中國派來新加坡的高官同當地華僑移民聚會講話時，必有“三保公”（三位通譯員）把演講分別口譯成福建話、潮州話和廣東話，因爲這些都是當時最多人講的方言。由此可見，通譯員的語言橋梁任務，早已在本地區發揮過作用。時至今日，這三種方言還是最多人講的，其比例大致如下：福建話（41%）、潮州話（21%）、廣東話（15%）（見《新加坡華文教學論文三集》謝澤文作《新加坡推廣華語的壹些經驗》）。
早期的新加坡，已有不同種族的移民和土著在這裏共同生活。英國在1819年這裏建立殖民地後，爲了方便各個講不同語言（包括華人方言）的居民和殖民地政府官員溝通，在政府部門裏都聘用翻譯員和通譯員。這些部門包括那些同當地居民常有交往的華民政務司、勞工司、警察局、移民廳、法庭和醫院。這是因爲政府部門裏的官員除了英國人以外，其所雇用的本地人，多數是受英文教育者，沒有翻譯員居間服務，他們無法同不懂英語的當地人溝通交流。時至今日，新加坡的法庭、內政部、新聞與藝術部和壹些政府部門，還聘有翻譯員提供這種服務。
聘用通譯員最多的是法庭。他們負責提供英語和華語、馬來語、淡米爾語、其他印度語言以及華人方言的口譯服務。這些方言主要的有福建話、潮州話、廣東話、海南話、客家話、福州話、福清話、興化話和上海話等。他們也提供各種不同語文和英文的筆譯服務。據了解，這些筆譯和口譯人員，爲數大約百多至兩百多人。
在私人企業界裏，雇用翻譯人員的機構主要有報館、電視台、播音台、廣告社、律師館、翻譯社和壹些業務上有翻譯需要的大公司。這些機構所聘用的翻譯人員，相信也是數以百計。
翻譯仍有長期需要
1967年，新加坡通譯員工會慶祝成立21周年，我身爲義務秘書，奉命負責籌備盛大的紀念宴會。我記得當時我會邀請了壹位資深律師（現在已故）參加。他在宴會上致詞時鬥膽預言： “通譯是壹種正在消失中的行業”（Interpreting is a dying trade）。在場的許多人聽了，都很不服氣。38年後，事實證明他的預言並沒有應驗。單在政府部門裏，現在仍有數以百計的人從事翻譯這種行業。
根據《電子公民網》（www.e-citizen.gov.sg）所提供的200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統計數字，新加坡華族人口中，有接近三分之壹只懂得華族語文。華族的語文識字率和在家裏使用的語言情況如下：
表1：華族的語文識字率
只識華族語文者
32.0%
只識英文英語者
16.4%
只識華英語文者
48.3%
其他
3.3%
總共
100.0%
表2： 華族人口在家裏最常講的語言
英語
23.8%
華語
45.1%
華族方言
30.7%
其他
0.4%
總共
100.0%
根據上述附表1，新加坡不懂英文英語者，占華族人口的35.3%。附表2也說明，家裏以華語或華族方言溝通的華族占四分之三。按照目前70多歲的預期壽命計算，現在只有5歲（或超過5歲）、在家裏習慣常講華語或方言的華族居民，還可多活數十年。由此可見，翻譯（口譯和筆譯）服務，在今後很長的時間裏，還是有許多人需要的。華人語文是如此，馬來語文和淡米爾語文也是如此。因此，這種語言服務的提供，不得不予以應有的重視和改善。這幾十年來翻譯人員的待遇沒有多大改善，相信和有些人對翻譯的缺乏認識和錯誤觀念有關。
（二）口譯的形式：交傳與同傳
翻譯包括筆譯和口譯。口譯有兩種方式：交替傳譯（consecutive interpreting簡稱交傳）和同步傳譯（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簡稱同傳）。顧名思義，在交替傳譯過程中，發言者講壹句或壹段話後，就暫停下來，讓傳譯員口譯，等譯完後才繼續講。在同步傳譯過程中，發言者可以不停地對著麥克風（話筒）講話，同傳必須同時在有隔音設備的傳譯小室（interpreters’ booth）利用耳機，壹邊聽講，壹邊對著麥克風口譯，通過電線、無線電或紅外線把內容傳譯給聽衆。聽衆必須帶上耳機，才能收聽到傳譯內容。
由此可見，同傳的難度比交傳大得多，人才也更難找。根據《搜狗》網站（www.sogou.com）轉載《人民網》（www.people.com.cn）所報導的“南京呼喚同傳人才”資料，“按照聯合國的標准，每2萬個人裏，才有壹個有天賦適合做同傳這壹行的人。據不完全統計，我國（指中國）專業的同步傳譯人才僅25至30人左右。在新加坡，交傳人員數以百計，本地土生土長的同傳高手，五根手指也數不完。其實，這並不奇怪。幾年前，我在泰國清�舉行的國際經濟合作會議上，遇見越南代表團的官方同步傳譯。他在回答我的詢問時說，越南的人口將近7500萬，但會做同傳的人，不到10個。中國人口超過12億，但只有25人（15個在北京，10個在上海）成爲國際會議傳譯協會的會員2 (見AIIC，2005)。總之，同步傳譯，是譯界難得的頂尖人物，人數不多，享有相當高的國際身價。接下來談談同步傳譯與交替傳譯的區別。
1、同步傳譯
同步傳譯作爲國際語言的橋梁，身負重任。他們消除多種不同語言的障礙，在促進國際跨語言的溝通、了解、交流與合作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也做出重大的貢獻。沒有他們的苦幹服務，許許多多的國際組織和機構，都無法召開會議，集思廣益，解決各種國際問題，化解國際糾紛，完成多方面的國際合作，促進國際了解、世界和平，造福人類大家庭。這是他們的使命，也是他們工作滿足感的所在。
1919年的巴黎和會結束了第壹次世界大戰前法語壟斷國際會議的局面，啓用英語和法語的雙語傳譯進行談判，其中有壹部分談判采用同步傳譯的方式。多種語言的會議同步傳譯則始于1945－46年在德國城市紐倫堡（Nuremberg）舉行的國際軍事法庭對納粹戰犯的冗長審訊。當時所用的語言有4種，即英語、法語、俄語和德語。同步傳譯的設備，由國際商業機器(IBM)制造供應。新加坡的同步傳譯工作，始于1957年民選市議會的第壹次會議。這是根據馬紹爾政府時代的立法議院所定的政策。當時，以人民行動黨議員占多數席位的市議會所用的官方語言是：馬來語、華語、淡米爾語和英語。 1959年7月1日，新加坡成立民選自治政府後的立法議院第壹次舉行會議的時候，所用的語言也是這4種。當時，新加坡的第壹任國家元首顧德在會上以馬來語（國語）宣讀施政方針，也首次由同步傳譯分別譯成英語、華語和淡米爾語。在1965年獨立後的新加坡國會，也沿用這4種語言的同步傳譯制度。
香港遲至1972年才正式采用同步傳譯服務。在這之前，香港政府還派員到新加坡來考察4種語言同步傳譯制度。不過，香港雖然起步比較遲，但卻後來居上，在改善同步傳譯的服務和待遇方面，遠遠超越了新加坡。
傳譯的運作過程
傳譯（口譯）的運作需用人腦，就像電腦的運作需要中央處理機(CPU)那樣。人腦與電腦的運作過程基本上壹樣，不外是三個步驟：輸入��處理��輸出。
輸入要靠聽。注意聽完主講人所說的話之後，完成第壹個步驟，立即轉入第二個步驟��處理。
處理是最關鍵和最複雜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譯員必須正確理解和記住所聽的原語（source language）內容、句式、詞彙、和整體意義，同時從記憶中尋找事前經已存入的目標語（target language）的相等句式和詞彙，又同時根據目標語的文法和語言習慣，貼切地把原語的內容和整體意義轉化成目標語傳譯出來。輸出要靠口。在完成第二個步驟後，譯員必須立刻盡量以目標語的標准語音把原語的內容清楚地講出來。在同步傳譯工作中，這三個步驟都必須同時進行。
同傳與國際會議
同傳的好處在于節省時間，尤其是在應用多種語言的會議上。例如，演講人發言半小時，同傳也必須在半小時內譯完（最多時差不超過半個短句）。在應用22種官方語言的歐盟國際多語會議上，如果沒有同傳，多種語言的國際會議肯定開不成。那是因爲半小時的演講如由21個交傳輪流口譯，起碼需要10個小時30分。如果有三個人先後發言半小時，那麽，壹個半小時的演講，壹天壹夜也譯不完。國際會議也就無法順利進行了。
海洋法國際法庭
2003年9月26日，新加坡電視台播映海洋法國際法庭在德國漢堡聽審馬新填海案件的片段時，讓觀衆看到21人會審團中的好幾位法官帶著耳機聽取許通美教授以英語代表新加坡陳詞的鏡頭。這充分說明了同步傳譯在國際事務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們作爲重要人物的語言橋梁，身負重任，享有崇高的國際身價，是功有應得，受之無愧的。翻譯員在這麽重大的國際場合裏，除了語言掌握能力外，同步傳譯的學問必須配合在場的飽學之士��會審法官們和涉案各造代表們的知識，才能夠作爲他們的語言橋梁，順利完成同傳的繁重任務。
媒體的同傳翻譯：伊拉克戰爭報導
媒體引進同傳服務，是近二三十年來的事。這擴大了同傳服務的範圍。據我那位到日本學醫，畢業後留下工作幾十年的新加坡朋友說，日本電視台早在1970、1980年代就已通過英日同傳服務，現場轉播電纜電視公司（Cable News Network) 的 新聞節目，把內容介紹給日本觀衆。這位朋友說，作爲先進國，日本可能是在電視廣播中最先采用同傳服務的亞洲國家。我十多年前到日本旅遊時，就在他家裏看過這種通過“雙聲頻道”轉播的節目，觀衆可自由選擇原聲的英語或翻譯的日語。
近年來，如遇重大事件，亞洲的其他電視台，也采用英漢同傳服務。我和李慧垣曾應新加坡電視台的邀請，同台演出了好幾場，包括《亞洲新聞台》2004年3月20日台灣總統選舉的現場轉播節目。據同行和朋友說：伊拉克戰爭在2003年初發生期間，鳳凰衛視也曾通過英漢同步傳譯，現場轉播美國舉行的戰情記者會。他們觀後反映說：當中有的譯得精巧順暢，有的在充分表達原意方面差強人意。這可能是因爲對當地情況和美國俚語缺少充分的掌握。不過，他們大致上都能發揮跨過語言障礙即刻傳播消息的功能。就如上文所說，同行朋友指出的這壹點，正好突出了同傳工作的內在難處和局限。
2、交替傳譯：法庭通譯
1957年新加坡立法議院辯論用語特選委員會在它的報告書中說：“本會充分了解同步傳譯是壹種屬于高度專門性質的工作。” 個人認爲這種工作，並不是普普通通的法庭通譯員所能勝任。英國和國際傳譯專家比禮在上述報告書發表意見說：“我認爲法庭通譯不大可能成爲會議傳譯。”
另壹位向特選委員會發表專家意見的已故施祖賢先生（他當時是馬來亞廣播電台的中文節目主任）也說：“我們絕不能以法庭通譯的待遇來考慮議院傳譯的薪酬。” 他在回答特委會委員林坤德的問題時說，議院所需要的傳譯水平，應該高過法庭通譯。
我曾在最高法院當過將近10年的法庭通譯，在國會也當過40余年的會議同步傳譯。單憑這些經驗，我完全同意這兩位專家的意見。理由很簡單：（a）議院傳譯是同步傳譯，法庭通譯是交替傳譯。（b）法庭通譯，主要負責口譯證人、犯人和當事人的供詞。這些供詞，都是以他們親身經曆，親眼所看的事實爲根據。他們的供詞，只是這些事實的平鋪直述。因此，法庭通譯的工作要求比不上議院傳譯的高。
就如1957年向立法議院辯論用語特選委員會提呈意見書的馬來亞大學馬來語言文學系主任端哈芝再諾阿比丁（Tuan Haji Zainal�Abidin bin Ahmad）所說：“在普通法庭案件中只習慣于口譯諸如‘上星期六晚上10點，妳在哪裏？’‘我看見被告爬牆進入後院。’等對話的法庭通譯。議會同步傳譯的要求水平較高，如果沒有進壹步的特別訓練和實習，根本不能滿足同步傳譯的需要。” 在議會裏的辯論，無論是在課題範圍、辯論內容、深度廣度、發言速度、所提論據和所用語句等方面，都不是法庭通譯所處理的那麽簡單。同步傳譯的難度，遠比法庭通譯高出許多，可說是有天淵之別。此外，部長和議員們的學識，肯定遠遠勝過壹般證人。如果在這方面，議會傳譯不能與他們相配合，怎能爲他們做同步傳譯？
鑒于上述理由，立法議院辯論用語特選委員會在接受專家的意見後建議：議院傳譯的月薪是新幣560:630:660:690-30A-930/960-35A-1240元。這是1950年代末立法議院第二秘書助理的薪金制，其頂薪比高級法庭通譯的固定月薪820元高出50%強。兼職議院傳譯的待遇是：每日100元，大約等于高級法庭通譯的折算日薪27.3元的4倍。由于當時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月薪是3000元，議院傳譯每日薪酬100元，也等于大法官的折算日薪。換句話說，議院傳譯的待遇，顯然遠遠超過法庭通譯的薪金。這兩者薪酬之間的巨大差距，在當時已經定得壹清二楚，無容質疑。
在對比之下，根據《立法議院辯論用語特選委員會報告書》所載的資料，當時擁有碩士學位的大學講師的起薪是每月800元。普通學位大學畢業生的起薪是360元。聯合國常任同步傳譯的年薪大約是3,000英鎊。英鎊對坡幣在當時的彙率大約是1英鎊=7元。折算起來，月薪大約是1,750元。議院傳譯的頂薪，接近這個數目。
正是因爲議院同步傳譯的待遇頗具吸引力，我才去申請這份工作。我憑著相當高的華英雙語水准、多年的翻譯經驗和廣泛的常識、個人的先天條件和興趣，以及努力地充實自己，自我培訓，充分做好了准備。結果應試筆譯口譯都成功，終獲錄用。
3、同步傳譯的來源與職業性質
在延聘人才方面，新加坡立法議院辯論用語特選委員會接受傳譯專家比禮的意見，除了登廣告招聘之外，另外還發信給律師、新聞從業員、廣播員、教師、大專三、四年級肄業生以及大學畢業生，邀請他們申請議院兼職傳譯的工作。在當時，由于大學教育不發達，法庭通譯的最低入行資格，規定是劍橋9號文憑 （‘O’水准）3。現在的基本入行資格仍舊保持不變。不過，根據現在新的規定，高中和大學畢業生也可申請。
同步傳譯面對的困難
會議同步傳譯既然是高度專門的工作，其難度之高，非有團隊協作，恐難應付。它需要會前的准備工夫和各有關方面的合作。會議主辦者和會上演講人，均應在會前把會議文件和演講稿發給同傳先作准備。演講人和與會發問者在講話時，均應對准麥克風（話筒）發言，而且要講得清楚，不要太快。
照稿快念的困難
有些演講者事前寫好演講詞，但卻不先發稿給同傳做准備。在會上發言時看稿照念，速度異常地快，這是同傳最怕的事。因爲這是壹種不公平的競賽，理由有二：
華文和英文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在音節方面。華文是單音節語言，英文卻是多音節語言。舉例說，“高等學府”，華文只有4個音節，英文“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卻有9個音節。就算以同壹個速度照念事前准備好的英語翻譯，英語就比華語落後5個音節。這樣壹來，多出的5個音節造成了時差。把華語譯成英語，在時間上顯然須要超過華語發言所需的時間，因而形成壹種“不公平的競賽”。
演講人在寫稿時必須思考。這可分成兩方面：講話內容的思考和文字推敲的思考。這些思考時間早已在起草時放進講稿裏去了，讀稿人在念稿時根本不必用到思考時間。可是同傳譯員卻必須有思考時間才能夠邊聽邊譯他的“演講” 稿。
如果演講人沒有照寫好的稿念，在會上即席發言，他就必須動腦筋去思考內容和文句。這樣，同傳譯員就能有同樣的思考時間，從容完成傳譯的工作。
英國國際傳譯專家比禮（A.T. Pilley）曾爲1967年出版的《新加坡通譯工會成立21周年紀念特刊》寫了壹篇文章，題爲“亞洲的多種語言國會”。他在文中提到50年代末新加坡立法議院的4種官方語言同步傳譯制度時說：“議長奧勒斯爵士（Sir George Oehlers）有幾次發出通告，敦促議員演講時務必清楚，不慌不忙。而且絕不在沒有先發給傳譯講稿的情況下，照念事前寫好的講稿。” 可見快速念稿對同步傳譯所造成的困難，早已有人指出。
演講的目的在于傳達信息，溝通交流，不是趕快把話講完或把稿念完。連珠炮式的演講或念稿，聽衆招架不了，聽不入腦，講者的話也傳不出去，講了等于白講，失去講話溝通的應有效益。
在某些會議上，發言時間有所限制。有些演講人爲了克服嚴格的時間限制，不顧上述發言太快的缺點，堅持以快速度，硬要在規定的時限內把話講完。結果是自加壓力，得不償失，因爲這已超出壹般的演講速度�� 每分鍾120－150字，聽衆難以接受，講話內容傳不進腦。
上文所提的英國國際傳譯專家比禮（A.T. Pilley 1967）說得對：“我們絕不可以爲，有了最好的譯員，必定會有十全十美的傳譯服務。十全十美在傳譯界裏並不存在。甚至在聘請第壹流傳譯的聯合國或最高層會議裏，也會有差錯。”
言不在多，精簡爲上
從聽衆的角度來看，演講人與其同時間賽跑，失去講話的效益，不如長話短說，有停有頓，言簡意赅，突出重點，收益更大。善于演講的人，都有這種本領，所謂 “言不在多，精簡爲上”。法國天主教大主教、作家兼教育家費奈隆(Fenelon 1651-1715) 說得好：“妳說的話越多，人家記得的話就越少。用字越少，收益越多。” (The more you say, the less the people remember. The fewer the words, the greater the profit).4
關于這壹點，英文《海峽時報》政治專線記者蔡美芬(Chua Mui Hoong) 2004年3月10日在《旁聽席上側寫》專欄裏，就2004年財政預算案的國會辯論發表觀感時也這麽說：“在過去兩天裏旁聽了滔滔不絕的演講，的確有沈悶的時刻，更有顯然是在浪費時間的時刻。爲了希望能在接下來的兩個星期裏盡量減少那些時刻，這裏冒昧提出三個優良品質，供想要發表精辟演講的國會議員參考：發言簡潔、言之有物、言出真誠。”
語焉不詳的困難
有些人講話，尤其是台下即席發問者，羅裏羅嗦，語焉不詳，連聽懂他所用語言的與會者，也不知所雲。這就苦了同步傳譯。同傳猶如電腦。電腦的基本運作，必須要靠輸入。就電腦而言，有輸入，才有輸出。電腦得到什麽輸入，就有什麽輸出。同樣的，演講者輸入什麽，傳譯員就輸出什麽。傳譯只聽到聲音，沒有聽到內容，最多也只能發出聲音。這麽壹來，那些聽不懂演講人所用語言而需要收聽翻譯的與會者，難免會因爲聽不懂翻譯，錯怪譯員沒有照譯或沒有譯妥。這真是冤枉！我記得在2003年世界華商大會上，有壹位與會者站起來用英語向馬來西亞首相發問。結果，馬國首相表示聽不懂他的問題，請他再問壹次。他再次問後，會議主席也說他不知所雲，請他把問題寫下來，交給主講人容後回答。這種情形，經常都可見到。
南腔北調的困難
有些人講普通話，發音不准或帶有不同的口音，結果聽起來有困難。有些不同國度或種族的人，講英語時也有不同的腔調，聽起來也很辛苦。
有壹次，來新加坡訪問的中國高級人員在這裏舉行座談會，規定由他隨團的傳譯員負責翻譯。在問答時間裏，法新社的印度籍通訊員以滿口印度腔的英語發表意見和發問，隨團譯員聽不太懂，但又不可不譯，勉強半懂半猜地把他的話翻譯出來。結果，她的翻譯被聽懂印度腔英語的主席糾正了幾次。
1979年，新加坡寫作人協會代表團首次訪問中國，在北京幸蒙中國作家協會領導冰心、蕭乾、畢朔望、栾文華、鄒荻帆、韋君宜、李更新、葛洛、淩彰等人接見。在開會交流時，由中方派員負責現場交替傳譯。在爲中方翻譯時，所派譯員表現很好。但是，在輪到新方代表��印度族團員以英語發言介紹我國的英文文藝時，中方的能幹譯員發覺有困難，壹方面是英語腔調的問題，另壹方面是因爲對新加坡的情況缺乏了解。遇到這種情況，爲了顧全大局，繼續交流，我即刻出面開口替她解圍5。過後，中方譯員李小姐還同我交了朋友。
另有壹次，同行李慧垣隨著新加坡官方代表團訪問中國，從北京到潮州，壹路都由北京派來的隨團譯員負責翻譯。但是，在代表團訪問潮州，中新進行交流時，由于潮州官員講的普通話潮州鄉音很重，來自北京的譯員窮于應付，也是由李慧垣出來解圍。這是因爲我們從前的華文老師，講的也是南腔北調的華語，我們在新加坡土生土長，從小到大，已聽慣了幾十年，翻譯起來駕輕就熟。
引經據典的困難
有些人演講，喜歡引經據典。有些人甚至喜歡引用典故和詩句。這對同步傳譯，往往是大忌。這些詩詞典故，有許多是屬于不可譯之類的，就是可譯的，筆譯高手也得絞盡腦汁，才可勉強交卷。期望同步傳譯在完全沒有思考時間的情況底下，邊聽邊譯，顯然太過分，因爲這是屬于“不能爲也”的範圍。
不用話筒的困難
有些人在會上講話，不開或不用麥克風（話筒），或者不對准麥克風說話。這種情形，在演講後的問答時間裏，經常發生。因此，在同傳小室裏工作的譯員，就無法通過耳機收聽到講話者的聲音，無法傳譯。但是，與會者可能不知這壹點，心裏會問：“爲什麽聽不到翻譯的聲音？”爲了避免這種誤會，同傳會通過麥克風說明：發言者沒有對准麥克風講話，譯員聽不見，無法傳譯。
譯員最怕談天說地
譯員最怕的是在餐桌上做口譯。壹來是因爲“壹口有兩用”，而且不可同時並用。譯員不便邊吃邊譯，中、新賓主卻可輪流地邊吃邊談。結果譯員爲了工作，只能“壹口壹用”，往往“美味佳肴在眼前，只可觀望不可餐”，在餐後餓肚子是常有的事。這倒無所謂，因爲口譯員本來就得用口工作，沒得吃是本分，情有可原，只得認命。更大的困難在于餐桌上的交流，天南地北，無邊無際，上自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談，有時也笑話連篇。桌上有十個人，傳譯卻往往只有壹個。他無論多麽厲害，在知識面和學問方面，肯定不及其他九個賓主飽學之士的總和，但譯員卻必須以壹抵九，碰到幽默笑話時，會聽原語的壹方呵呵大笑，聽翻譯的另壹方卻笑不出來。妳說尴尬不尴尬？
記得美國總統尼克松在1972年訪問中國期間，我在電視上看到美國好萊塢著名笑星蔔合（Bob Hope）對著中美雙方的觀衆講笑話。他在談到從飛機上初次看到萬裏長城，在山間蜿蜒起伏，像美國豔星Raquel Welch（港譯麗歌慧珠）的身材那樣，搖來扭去。當時台下的美國來賓壹聽到，立刻哄堂大笑，但台上的中國高翻（高級翻譯）卻以英語反問蔔合“What is Raquel Welch?”（麗歌慧珠是什麽？），又在聽懂英語的觀衆當中，引起另壹輪的笑聲。
我看過這位明星主演的電影，壹時靈感來潮，在腦裏把蔔合的那句話默譯成“像美國女明星麗歌慧珠蛇壹般的腰那樣”。
這種翻譯困境，由于牽涉到巨大的文化差異，難有十全十美的解決辦法，只有靠壹時的靈感、急才與平時的努力，閱覽群書，廣收知識，加強學問，設法應付。學問越博，知識越廣，所能譯的範圍和可能性就越大。可是學海無涯，個人的學問有限，譯員只能在受局限的範圍內，憑機智盡力而爲。
當然，這也有壹個最簡單的方法。我聽過這樣的壹個故事：有位中國翻譯，在會議上聽了老外來賓講笑話。他在外賓講完後，立刻直截了當地說：“外賓剛才講了笑話，請大家趕快拍手大笑！”我想他這樣做，並非完全沒有原因。壹方面，外國笑話，可能屬于不可譯之類的。另壹方面，外國人的笑話或幽默，未必會逗出中國人的笑聲，反之也是如此。理由是：這當中牽涉到許多巨大的文化差異和特有的典故，往往無法溝通表達，收到逗笑的效果。
團隊協作的重要
總之，上文已說過，同傳（同步傳譯）如電腦。用電腦必須懂得用電腦的方法和步驟。如不照章行事，電腦就不靈或索性“罷工”。同步傳譯是人，所以必定受到人腦的局限。他們只能竭盡所能，在這個局限範圍內盡最大的努力。超出這個極限範圍，他們就無能爲力了。
因此，爲了更有效地通過同步傳譯把信息傳譯給聽不懂自己所用語言而因此需要翻譯的其他與會者，演講人和各有關方面，都應該盡量與同傳合作。只有這樣，演講人所說的話，才能夠通過同傳打破語言障礙，順利地傳達給其他與會者，演講人的講話目的，才能夠達到。
善用同傳的實例
在這方面，我有過愉快的經驗。幾年前，我和李慧垣應聘前往曼谷出任壹個國際會議的同步傳譯。與會代表來自歐美、亞洲和東南亞等國家。中國很重視這次的會議。中方派出將近20人的代表團，每人分別專司會議各個不同的主題，並就此分別以普通話輪流發言和回答問題。其他各國代表，都以英語發言。這樣的會議，對漢英雙向的同傳，是很重的任務。會議的成敗，全靠同傳。因此，他們所受的壓力也很大。
所幸的是，中國的代表團員們，都是經驗老到的外交家。他們出席過多次多種語言的國際會議，也懂得善用同步傳譯服務，並和他們盡量合作，以收傳達信息、心聲和交流的效果。
他們發言時，都有人“監聽”同傳的翻譯。如果發覺到講話太快，譯員有時可能跟不上，他們都會放慢速度，方便傳譯工作。這是他們確保自己的發言，能夠順利通過譯員傳達給其他與會者的專業妙方。因此，這次的會議，進行得很順利，也很成功。會議同傳譯員也因而獲得好評。
准備工夫的重要性
我在這裏順便提起這件事，在于強調同傳工作的不易，以及譯員平時必須撥出時間，勤做無酬和別人看不見的“家課”（homework）的重要性。這是會前的必要准備工夫。同傳的功力，靠的正是這種工夫。工夫越深，功力越強。同傳的國際身價高，得來的確不易，這點是行外人很少知道的。
本地有些行外人，對中國代表團的隨團傳譯，贊賞不已。但他們並不知道這些譯員，往往是有關單位的內部人員。他們其實是有備而來，對內情了如指掌，對領導的言論思路，也可如數家珍。因此，他們知己知彼，駕輕就熟，熟能生巧。聽他們譯起來，像是全不費工夫，因爲外人根本看不見譯員平時在部裏所作的幕後准備工夫。
但是，這些譯員在碰到自己工作範圍以外的事物，翻譯時未必在行。中新交往初期和中期（19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我就碰過中方譯員“觸礁”的情況。這是難怪的。當時，他們來自還未有多大開放的社會，對外界認識不多，知識面比較狹窄，而且也大多只局限于國內和本部的範圍。要他們超出和突破這個範圍，期望未免過高，不切實際。
（三）譯員所應具備的條件
1、基本條件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5年出版的《文體與翻譯》引述林語堂的話說：“翻譯的藝術所依賴的：第壹是譯者對于原文文字上及內容上透徹的了解；第二是譯者有相當的國文程度，能寫清順暢達的中文；第三是譯事上的訓練，譯者對于翻譯標准及手術的問題有正當的見解。”
陝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漢英翻譯教程》也說：“提高翻譯能力，決無捷徑。初學者應不斷提高漢英兩種語言的水平，在實踐中學習翻譯理論和常用技巧，提高翻譯能力（見呂瑞昌等1993，頁4）。”
有鑒于此，我認爲筆譯和口譯這兩種工作，除了兩種語言和翻譯技巧的高度掌握之外，還需要具備壹些其他的共同基本條件如：良好的通才教育、廣博的知識面、高強的理解力、豐富的雙語詞彙和優越的寫作力。以英漢語來說，翻譯人員可分爲三種。有些善于英譯漢，有些善于漢譯英，又有些英漢雙向互譯都行。英譯漢者，對英文的理解力要強，華文的寫作力要好。漢譯英者，對華文的理解力要強，英文的寫作力要好。英漢雙向互譯者，英漢兩種語文的理解力和寫作力都必須同樣強，同樣好。因此，單向的翻譯（英譯漢或漢譯英）比較多，雙向的翻譯（英漢互譯）比較難找。這種情形和寫字壹樣。有些人用右手寫字，有些人用左手寫字。能用左右手寫字者就少得多了。
除了上述基本條件以外，筆譯和口譯人員還必須勤于學習，博覽群書和報刊雜志，活到老學到老，以增廣見聞，豐富知識，充實自己。他們更須常做常煉，才能夠收到“熟能生巧”之效。
立法議院辯論用語特選委員會在它的1957年報告書說：“有人向本委員會清楚指出，而本會也壹般上同意，要成爲成功的同步傳譯，必須具有完好的教育背景、良好的常識、高度的智慧和堅強的毅力。”當口譯員者，也必須要有點天賦。正如傳譯專家比禮所說“壹個人要麽就是天生的傳譯，要麽就不是”(A person is either a born interpreter or he is not)（新加坡立法議院1957）。
《口譯技藝》中文本譯者黃爲忻、錢慧傑（1991）在“譯者的話”裏說：“口譯是壹種技術性很強的工作，其特殊性和規律要求特殊的技能，需要專門的訓練，決不是會說外語就能勝任的。”除了上述翻譯必備的條件和訓練之外，有意從事同步傳譯者，還得具備以下的必要條件：
口齒要伶俐��口譯員必須要有口才，講話要清楚，條理要分明。
聲音要悅耳��天生的聲音不好聽，開口說話，人家聽了就不舒服，與會者聽得久，難以再聽下去。
發音要正確��發音不正確，或者停頓錯誤，對聽者可能造成障礙，分散他們的注意力，結果他們必須邊聽邊猜想，可能聽不懂，也可能聽錯。舉例來說，新加坡的亞洲新聞台（Channel News Asia）在推廣華語運動期間，曾播出發音錯誤所造成的廣告笑話：“小姐，請問睡覺壹晚多少錢？（“小姐，請問水餃壹碗多少錢？”之誤）。
聽力要強��唯有這樣，才能夠馬上聽清楚演講人的發言。
理解力要夠��有了這個條件，口譯員就能夠壹聽就懂，立刻掌握演講內容, 在同壹時間裏隨即傳譯出去。
記憶要好��憑著良好的記憶，口譯員才能夠邊聽邊譯。不然，在翻譯時，可能記不起適當的相應詞彙，也可能在聽下句的時候，忘了上句。
反應要靈敏��聽懂和記住演講內容，口譯員必須要有急才，反應快，立刻貼切地把它譯成另壹種語言。
除此之外，同步傳譯也必須有堅強的意志。唯有靠這樣的意志，他們才能夠在碰到困難時保持冷靜，堅持到底。就如《英漢同聲傳譯》著者張維爲（1999）所說：“最關鍵的是意志。意志指的是處變不驚, 頑強的抗爭精神。它意味著進入同聲傳譯時，譯員能很快地進入良好的興奮狀態，不怯場。就好像壹個演員，如果心理素質不佳，上台就怯場，是不可能演好戲的。同樣，譯員心理因素不佳，也會造成怯場，甚至腦子壹下子出現真空而無法繼續工作。”
2、懂雙語未必會翻譯
其實，翻譯和傳譯，根本就不是這麽簡單。正如上文所說，兩種語言的掌握，只是翻譯工作必備的許多條件之壹。而且，語言也只是工具而已。有了兩種語言的工具，也必須同時掌握雙語應用的能力和轉變的技巧，更須要有廣博的知識，對課題的背景認識，高強的理解力，充分的常理和豐富的經驗。翻譯固然需要兩種語言，但懂得兩種語言，並不壹定就懂得做翻譯。這是因爲翻譯本身就是壹門學問，壹種技巧。這種情形就如打高爾夫球、彈鋼琴、和拉小提琴那樣。這些都須要用兩只手，就如翻譯需要用雙語那樣，但有了兩只手，不壹定就會打高球、彈鋼琴、拉提琴。這些都是必須用心認真去學的功夫和掌握的技巧，而且還須要有天賦和興趣，更須努力，經常下苦功鍛煉。
《英漢翻譯津指》指出：“既是學翻譯，便是假定了學習者已有相當的英文閱讀能力和中文寫作能力。需要學習的不是兩種語文本身，而是兩種文字轉變的技巧和方法。”懂得雙語者要做翻譯，必須先努力學會掌握“兩種文字轉變的技巧和方法”，因爲“任何兩種語言都存在極大差異。至于英語和漢語，則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語言，其差異更大。語種不同、結構不同、語序不同、詞彙所包含的概念也不同。要把這兩種迥然不同的語言根據其意義進行轉變，決不是輕而易舉的事”（見陳生保，1997）。
（四）新加坡的翻譯市場面對的難題
1、市場何價？
根據所得的資料，香港同步傳譯主任的月薪是港幣62,665�72,195元（約等于新幣14,000�16,000元）。這份薪金，和香港政府聘請的高級律師同等。新加坡的同步傳譯月薪和香港的相比，還有壹段很長的距離。
在筆譯方面，根據本地翻譯社所提供的資料，英文中譯，每個字0.15-0.20元。我最近受人所托，把壹篇英文稿件翻譯成華文。本來講好給我3天時間，後來因有急事，臨時催我在收到原稿後的第二天早上譯好交卷。我只好漏夜趕工，花了3個多小時才把譯稿用電腦把方塊字打印出來，及時交稿。因爲朋友關系，我只算優惠價100元。那曉得這位先生居然嫌太貴。在新加坡，有許多人對翻譯工作缺乏認識，誤以爲翻譯輕而易舉，不知翻譯何價。
我是在1950年代中期從教育界轉入翻譯界。在我之前和之後，也有些同事走這條路。這是因爲當時的教師，待遇不如翻譯。根據殖民地政府的傳統，翻譯需要雙語人才，教書只需單語就夠了。會教書的人，不壹定會翻譯，但會翻譯的人，卻有能力去教書。另外，由于殖民地官員多是不懂本地人語言的老外和只懂英文的當地居民，他們都必須靠翻譯人員才能夠執行職務。因此，他們比較重視翻譯人員。懂雙語的翻譯，薪酬高過只懂單語的教師，也理所當然。
經過幾十年後，教師的薪酬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翻譯的待遇卻少有變動。最大的原因是獨立後的有關當局對翻譯工作缺乏認識，誤以爲根據雙語教育政策，懂得雙語的人壹定很多，翻譯“人才”滿街都是。這種“物以多爲賤”的錯誤觀念，使翻譯人員的待遇遠遠落在其他行業之後。
最近，由于翻譯醜聞和笑話，接二連三地出現，經過報章的大事批評,國會議員兼通譯與翻譯工會顧問成漢通先生在國會中大力爭取後，翻譯的待遇據說已有所調整。不過，據了解，政府翻譯人員經過調整後的待遇，仍然比不上教師的待遇。甚至有大學資格的翻譯，也感歎不如。這樣壹來，根據“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爬”的原理，有資格和有意進入政府部門從事翻譯工作的人，相信不會屈就當翻譯，而會高攀去教書。按照同理，以前從教育界跳槽轉入翻譯界的現象，早已不複存在了，而且已經有反其道而行的例子。據我所知，在不久前鬧教師荒的時候，有些大專畢業生加入政府部門當翻譯後，做得不開心，索性轉行進入教育界和其他行業。“精通雙語人才受重視？”（2004年3月29日《聯合早報》）壹文的作者蔡麗麗就指出“不開心”的原因之壹。她說：“‘精通雙語’的大學生似乎沒有受到重視，也沒有獲得應有的待遇。據我所知，壹些在政府部門從事翻譯和通譯工作的大學生，至今仍然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只能享有非大學生的薪金和待遇。”
我個人就是在翻譯界達到頂峰，沒有再寸進的機會，所以索性轉入新聞界，另謀發展。我是在退休之後，鑒于中國的掘起所形成的多語國際會議的市場需求和所提供的機會，才以過去多年所累積的口譯經驗走上國際路線，以玩票性質，重操舊業，十多年來時不時應聘在國內外出任國際會議的同步傳譯。
聯合國的國際勞工組織,把同步傳譯列爲專業人員,等同律師、會計師、工程師。香港付給同步傳譯主任的薪金，就是很好的說明例子。不然, 像海洋法國際法庭所需的同步傳譯工作, 沒有專長的非專業人員勝任得了嗎？ 據說, 經過檢討後, 國會的同步傳譯薪酬，不但沒有獲得應有的適當改善,反而由于法庭通譯薪酬的調高，變成比法庭的首席通譯低了壹�,就好像大�教授的薪金突然被貶得比中學老師還低，令人難以相信。這不但不符專家的意見, 也違背1957年《立法議院辯論用語特選委員會報告書》就議會傳譯薪酬所作建議的精神。同時,更完全和同步傳譯的國際市場行情脫了軌。兼職議會傳譯的待遇, 情況也是如此。
時代已經改變了，知識大爆炸，知識面隨著增廣了很多，無形中也提高了翻譯所須具備的條件。但是，新加坡翻譯界的待遇不但沒有跟著時代的進步而獲得應有的調整，反而繼續留在“只受重用，不受重視”的錯誤和落後觀念中。政府在過去大幅度調高公務員薪酬前，曾參考同等人才在私人企業界所得的待遇。在會議傳譯人才的待遇方面，有關當局應該同樣地去探聽並借鑒外界的情況，如香港、加拿大、歐盟各國和國際機構聘用這種專業傳譯人員的待遇“行情”，進行適當的調整。只有這樣，才能保留現有人員，吸引新的人才，爲新加坡提供優質服務。
2、華文水平下降 翻譯人才難求
《炎黃文化半年刊》創刊號另壹篇文章《新加坡，壹個遊走東西文化的城市國家》作者陳懷亮先生在談到我國的雙語政策時說：“盡管有這些補救措施，年輕壹代新加坡人的華文華語水平還是出現下降的趨勢，情況頗令人感到悲觀。”
南洋理工大學教授、中華語言文化中心前主任周清海博士在《新加坡華文教學論文三集》發表的文章《多語環境裏語言規劃所思考的重點與面對的難題��兼論新港的雙語優勢》裏也說：“新加坡人聽、說華語的能力，壹般來說，是提高了，但閱讀、書寫華文的能力卻是降低了”。由此可見，新加坡的華文水平降低，已成定論（周清海，2003）。
在華文水准方面，媒體也好不了多少。電視新聞和時事節目字幕常有錯字。例如：新馬兩國領袖在2004年春節期間互相訪問，電視新聞主播說這種交流能夠“拉近距離”，但字幕卻是“拉進距離”，意思剛好相反。在同年2月28日新傳媒電視第8波道《焦點》節目中談論印尼大選的本地退休報人／印尼政治觀察員佘文鎖指出：美加華蒂正在“壹鼓作氣”，但字幕卻居然是“壹股作氣”。字幕撰寫員顯然不懂這句成語同古時打仗用戰鼓激起士兵勇氣有關的典故6。
2004年5月31日，電纜電視廣播的《國家地理》節目，在提到中、美建交前風靡世界的“乒乓外交”時，英語旁述的“table tennis”（乒乓球）, 在中文字幕裏竟然變成“桌球”。這樣的照字面硬譯，就如早期的壹位中國同傳把“ballroom”口譯成“球房”那樣可笑。“Ballroom”原指“舞廳”。現在有些大飯店，也把用來主辦大型宴會或會議的大廳，稱爲“ballroom”，如香格裏拉的“Island Ballroom”（島嶼大廳）。
《口譯技藝》譯者黃爲忻、錢慧傑（1991）說：“口譯並不是對單詞進行口頭翻譯。毋甯說，口譯是爲別人揭示和說明講話的意思。這是壹種說明過程、解釋過程。” 由此可見，翻譯並不是譯字這麽簡單，更不可照字面翻譯。譯者必須要有上述這種背景認識和翻譯理論，才能把“ballroom”酌情靈活地譯爲“宴會大廳”或“會議大廳”，免除“球房”或“舞廳”的硬譯笑話，讓別人聽懂翻譯的意思。
《聯合早報》在2003年12月2日24版《IBM委新董事經理》新聞中，有這樣的句子：“國際商業機器(IBM)任命嚴美鳳爲新加坡董事經理，替代現任董事經理洪月霞。兩人的任命從2004年1月1日起生效。”
《辭淵》（1955年5月增訂版）給“任命”的注解是：“任用官吏的命令”。《新辭典》（星洲世界書局1970年出版）的注解更明確：“政府以命令任用官吏”。IBM是商業機構，不是政府組織，其董事經理不是官吏，用“任命”不當，應改用“委任”。此外，標題用“委（任）”，內文用“任命”，前後不壹致，可能使讀者誤以爲“任命”和“委任”是“官”“商”通用的同義詞。改用“委任”，可免除這種語病和誤導。
3、英文水准也已降低
海峽時報在2003年9月29日顯著地報導，它所進行的調查發現：初級學院學生的英文語言水准低落。調查結果是：在5間初院接受調查的112個壹年級學生當中，有88個在100分作文總分當中，只得40或不到40分。只有12個得分介于50至80（這是最高分）。該報訪問的英文專家都覺得，這裏的書面英文和口頭英語，近年來都已降低了。
英文媒體的英文水平，也跟著華文媒體走下坡了。錯誤引用Mandarin（普通話）這個詞的意義便是壹例。《牛津世界百科全書》給普通話(Mandarin) 所下的定義是：“The most widely spoken form of Chinese and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China”（中國最通用的口頭語和官方語言）。
但是，英文媒體上卻常有這樣的錯句“The ability to write Mandarin is essential.”（必須要能書寫普通話）。海峽時報2004年2月14日招聘廣告（R27頁）所定的條件之壹這麽說：“Proficient in English to Mandarin translation and vice versa.”
Mandarin（“華語”）是口頭語，書面語是“Chinese”（“華文”），兩者分得很清楚。句子指的明明是書面語，應該用“Chinese”，不可用 “Mandarin”。這樣的錯誤，等于是說：“我會寫華語” 而不是“我會寫華文”。正確的英文是：“I can write Chinese.”（我會寫華文）或“I can speak Mandarin.”（我會講華語）。亞洲新聞台的新聞“More non-Chinese are studying Mandarin as a third language.”（有更多非華人選修華語爲第三語文），指的應是華族語文”Chinese”，而不是華語 (Mandarin)而已。我聽過受英文教育者講話時也亂用Mandarin和Chinese，把口頭語和書面語混爲壹談。Chinese Language （中國或華族語文）包括“語”和“文”，也就是口頭語和書面語。但是，Mandarin (普通話或華語)只指口頭語。
我也聽過英語廣播員這麽說，“His business has dropped by six times to only $1,000 a month.”(他的生意降低了6倍,每月只有1000元)。單看華文翻譯，就知道“times”（倍）字用錯了。華文媒體有時也有這個語病。“倍”字只能在生意倍增時使用。生意好，可以增加X倍，生意壞，不可以減少X倍，只能減少百分之幾或幾分之幾。以上例來說，如果他的生意本來每月有6000元，增加6倍等于6000元X6=36,000元。要是降低6倍（3萬6000元），那他的生意不是虧大本？他的生意由原來的6000元，滑落到1000元，其實應該說:“生意降低了6分之5或83.3%”（His business has dropped by 5/6 or 83.3% to only $1,000）。在這個例句裏，“times”（倍）字顯然被錯用了。
2003年12月14日《聯合早報星期刊》《三前總統女兒爭總統寶座》壹文裏這麽說：“1997年底亞洲金融危機風暴猛烈襲擊千島之國，印尼盾幣值下滑六倍之多…。”這個句子，也錯用了“倍”字，犯上同樣的語病。
2005年2月26日《海峽時報》在報導退休警員因非法停車，不願付70元罰款消案，被控上法庭，結果敬酒不喝喝罰酒，反而被判罰款700元。新聞中有這樣的句子：“He ended up having to pay a fine of $700, when he could have compounded the offence for about 10 times less.”（他結果被判罰款700元。此前他原本可付大約少過10倍，消案了事。）
這也和上例那樣不合邏輯。這個例子裏的基數是700元，其10倍等于700元X10=7000元。從700元到7000元是增加，不是減少。壹如上例所說，增加時可以用“倍”，減少時不可用“倍”。正確英文的表達方式應是：“……he could have compounded the offence for 9/10 less (of the amount).”（……少過此數的10分之9）。700元X（10／10�9／10=1／10）=70元。
上文已經清楚指出：懂得兩種語文，並不壹定就會翻譯。要做好英漢翻譯工作，高度掌握華英兩種語文，淵博的知識和充分的常理，都是先決的條件。年輕新加坡人的華文華語水平降低，大學生也得上英文補救進修課（這是前所未聞的事）。我們除了“推廣華語運動”之外，也有“推廣良好英語運動”。可見新加坡的華文和英文水准都已走下坡了。既然如此，上文指出有些人認爲“雙語人才滿街都是”的想法，跟事實真的相差壹萬八千裏。
4、不可全靠外人
華英語文水平下降，新加坡將失去雙語的優勢。新加坡可能必須從外國進口雙語和翻譯人才。可是，問題是不是就可以這麽簡單地解決呢？
據說鬧出“匈牙利鬼節”翻譯醜聞的譯者，就是外地人。結果，這個外地人在翻譯新加坡文件時，變成是錯誤百出的外行人。原因很簡單，外地人不了解新加坡國情，不認識本地風土人情，更不懂得本地的語言習慣和詞彙，以及常見的英文首字母縮拼詞（acronym）。光是 HDB, HUDC, STPB, SPRING, BEST, WISE, N-ETF, IE, SP, NEA, ITE, MVC, CSC, CDC這類縮拼詞，有些本地人尚且不懂，外地人更不用說了。此外，本地常見馬來語詞彙如goreng pisang, ice kachang, nasi lemak, roti prata, 更會使外地人莫名其妙，很可能把這類名詞譯得令人壹頭霧水，啼笑皆非。這四樣東西，都是本地人家喻戶曉的美味食品��炸香蕉、紅豆冰、椰漿飯和印度煎餅。
因此，提高本地雙語水准，就地取材，大力培養華英雙語精英，保住新加坡的雙語優勢，才是可取之道。在新加坡同中國多方面交往的過程中，我們不能完全依賴外人，我們必須有自己的雙語人才照顧我們在語言上的需要，包括來往文件的書寫和翻譯，以及雙方會面交流的口譯工作。
這種情形，就象訴訟那樣。起訴人和辯護人，都必須有自己的律師代表辦案。只有這樣，各自的利益才可以得到應有的照顧。這是因爲雙方律師，經過各自的當事人交代清楚，參閱各有關文件，做好准備工作之後，對各自的案情都有把握，辦起案來自然熟能生巧，應付自如。
如果新加坡同中國交往，沒有自己的翻譯，而需要靠中方提供的翻譯，那並不是理想的安排。那是因爲中方譯者可能因爲不了解新方的國情、內情和語言習慣，更可能因爲沒有做好准備工作，翻譯時譯得不完整，詞不達意，或者因誤解而誤譯，從而産生誤會的惡果。
聯合早報特派員李慧玲2004年5月23日在她的評論“語言和語言以外”壹文中，也注意到並指出這壹點。她說：“去年11月以來，島國的領導人、國會議員來華訪問的代表團壹個接壹個。中方壹般都會給他們配上翻譯員。但是，不同機構翻譯的水平不壹，再加上翻譯員不壹定了解島國的情況，在翻譯時不是都能完全掌握發言者的語境，而經過壹重翻譯，語氣也和原來表述時有距離，因此翻譯也有不十分准確的時候。”
值得壹提的是：我曾經從電視新聞中看到，美國總統到中國訪問，會見中國領導時，也帶自己的隨身翻譯。根據馬來西亞《南洋商報》2004年5月26日有關馬中建交30周年的“非常專題”的報導，1974年5月28日馬國第二任首相敦拉薩訪問中國時，也隨身帶了自己的翻譯��邬拜德拉。他當時是馬大講師，現任馬大中文系副教授。這位馬來族學者，從小接受華文教育，畢業于台灣大學中文系，過後還在馬大考獲中文碩士學位。可見由本地的高翻負責承當對外的溝通工作是正確和應有的做法。
周清海教授（2003）在上面所提的文章裏也說：“香港具有雙語的環境，如果有了說普通話的大環境的支持，將來華人社區真正的雙語精英，可能出現在香港，而不是新加坡、台灣或者中國。”
由于曆史的淵源，長久以來，雙語原本就是新加坡的優勢，如果我們不加緊努力，竭盡所能，想方設法保留這種優勢，將來被香港迎頭趕上，甚至超越取代，那將是太可惜了。那時候，我們所將感受到的沈痛，將遠遠超過新加坡港務局因失去競爭優勢，眼巴巴看著老顧客馬士基船運公司的大筆生意，跑到鄰國丹戎柏拉巴斯港所造成的損失帶來的沈痛。
5、南洋理工大學開辦翻譯課程的展望
爲培訓本地翻譯人才，南洋理工大學在它的網站(www.gdti.ntu.edu.sg)中強調：“要爲本地人和外國人之間的 [語言] 鴻溝搭建溝通橋梁，對本地文化有充分的知識，不可或缺。因此，依賴外來翻譯和傳譯，根本不理想。”（To bridge the communication gap between locals and foreigners, a sound knowledge of the local culture is essential. As such, dependence on foreign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is far from ideal）.
結語：在廣度基礎上加強深度
經過多年的大力推行，新加坡的雙語很有廣度，可惜缺乏深度。只要下定決心，改變心態，並如周清海教授在上提文章中所說的：“新加坡的華文教學在面對新的情況下，要培養華文精英或雙語精英，就必須考慮在教育制度方面進行調整。……要讓我們更具有競爭力，培養出華文精英，就要求我們有更靈活的教育制度。新加坡教育部也不可避免的要重新檢討教育制度。”
新加坡有優秀的勞動隊伍，時常得到外國人的贊揚，更是跨國公司到這裏來投資的考慮因素之壹。
在學習語文方面，只要有目標，有興趣、信心、決心，動機，肯努力，國家又有正確的政策，以同樣正確的心態好好地加以落實，讓大家看到雙語的好處和重要性，並給雙語精英應有的獎勵和應得的重視，我們是能夠在現有的雙語廣度基礎上，加強雙語的深度。這樣，我們就不必擔心會喪失新加坡原有的雙語優勢。我們也將有壹批雙語精英願意從事翻譯工作，照顧衆多不懂英文英語者和新中廣泛交往的翻譯需要。
如果我們現在不急起直追，認真看待翻譯行業，以後可能會再像新航空難後在尋找適當翻譯員時那樣，發覺譯員“杳如黃鶴”，深深地感覺到“譯員用時方恨少”。譯員必須從雙語精英中去尋找，更必須同其他行業競爭，以合理且具有吸引力的待遇去“爭聘”。由于翻譯工作要求很高，翻譯工作者又必須在日新月異，瞬息萬變的環境中不斷學習，不斷充實自己，翻譯待遇應該考慮到譯員爲搞好工作所必須付出的努力和代價，並跟上國際行情，顧及國際計薪慣例，才會有人問津這個行業。
2004年6月初，《聯合早報》6月2日頭條新聞報導：“政府將設立獎學金，培養新壹代華文精英，每年壹兩百名，確保新加坡能夠繼續同中國進行深層的交流和維持密切的關系。” 過去幾十年來，中國和新加坡的交往，免不了翻譯人員居間服務。今後的情況，相信也是如此。這是因爲在我國領導當中，華文精英並不多，而在中國領導當中，英文精英也不多。同時，堅持使用本國語言涉及民族自尊和國家地位，國與國之間今後仍需通過“語言橋梁”互相溝通。
新加坡第壹代的兩名“高翻”（高級翻譯）兼同傳，靠自己的努力自修和自我培訓，在國會裏當了幾十年同傳，而且也已經晉身國際譯壇，成爲新加坡僅有的國際會議傳譯協會的兩名會員。他們分別從1970年代的“乒乓外交”到現在的“多面交往”，從李光耀到吳作棟的時代，先後爲新、中雙方的交流與合作，完成“語言橋梁”的任務。他們都是“高齡高翻”，兩人的歲數平均65歲。現在正是應該開始爲他們物色接班人的時候了。
上文曾壹再指出，只有真正搞通華英雙語，掌握淵博知識，兼具某些天賦條件的人，“高翻同傳”才能夠培養出來。中新兩國的國家領導，都是國家精英，屬于重量級人物。要居間爲他們翻譯，成爲他們跨語言溝通的“語言橋梁”，須要雙語精英的翻譯高手才能勝任，猶如重型車輛須有重量級的橋梁的配合，才承受得起重型車輛川行的重大負荷。因此，我希望在這兩位第壹代“高翻同傳”在幾年後完全退休之前，當局能夠在薪酬經過合理改善之後，從年輕的華文精英當中物色適當的人才，把他們培養成能夠接班的新壹代“高翻同傳”，以提供“新加坡繼續同中國進行深層的交流和維持密切的關系”以及本國所需的優質翻譯服務。
根據2004年6月25日《聯合早報》的報導：貿工部已成立“翻譯服務委員會”，探討把新加坡發展成爲翻譯服務業務的區域樞紐。委員會的領導人是南洋理工大學校長徐冠林教授。徐校長說：南大將負責提供人力的訓練。爲了發展翻譯課程，南大正積極與北京外國語大學洽談合作計劃。
這條新聞說明了這壹點：經過幾十年的忽略後，新加坡的翻譯服務終于開始受到應有的重視。這是可喜的現象。我衷心地希望委員會能夠研究出壹個全盤的計劃，把新加坡發展成爲翻譯服務的區域樞紐,扭轉幾十年來，能幹的翻譯人員，“只受重用，不受重視”的失常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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